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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毛泽东大传 第五卷第57章

东方直心 · 2021-04-2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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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卷 谁主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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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7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

  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

  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

  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话说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的家从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了北平城内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最初入住菊香书屋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是林伯渠,他住的是主建筑北屋。毛泽东和周恩来进入北平后,也在菊香书屋内临时休息和接待客人。毛泽东住在东厢房,周恩来住在南屋。他们的办公地点则在颐年堂。毛泽东是下午进城,晚上在含和堂吃饭,晚8点左右返回双清别墅的家里。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关于毛泽东一家从双清别墅搬入菊香书屋的时间,一些有关人员在他们的回忆资料中留下了诸多不同的说法:有说在5月间,有说在6月间,李敏说是在7月,吴冷西说是在9月中,卫士周福明说在8月23日,还有不少材料说是在9月21日。本传前面曾经说到9月初毛泽东还在双清别墅接待了司徒美堂老先生,鉴于此事,笔者只能权且从众说,将毛泽东一家搬入菊香书屋的时间,定在9月21日。

  早在毛泽东搬家前,有关方面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整修,中南海里里外外已经焕然一新了。于是,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便打了一个报告,请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迁入中南海。可他等了几天,也没见到回信,就直接到双清别墅找毛泽东当面催请。

  “我不搬。”毛泽东坚持他的意见。他见叶剑英走了,就对周恩来说:“我不做皇帝。这个叶剑英真固执。”

  周恩来明白,毛泽东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民国初年,袁世凯、黎元洪、曹锟的总统府,张作霖的大元帅府,北洋军阀的国务院、摄政内阁,都设在中南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李宗仁的“北平行辕”,也是设在中南海里。所以,毛泽东一直反对搬入中南海里去。周恩来见他这样责怪叶剑英,便含笑说道:

  “你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有原因,这个地方连个围墙也没有……”

  “不谈不谈。”

  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周恩来无奈,便说:

  “好,不谈就不谈。”

  他见自己无法说服毛泽东,只好去搬援兵。

  这一时期的情况是:刘少奇一进北平,就到天津去参观访问,拜亲访友,接着又去苏联多时,才刚刚回到北平。朱德一直忙于参观、游览、访问、谈话。任弼时因病魔缠身,完全脱离工作休养,不多出门活动。毛泽东每天除了要接见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各方面的人士外,还要指导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和处理前方战事问题,经常往来于香山与城内之间,工作很不方便。周恩来希望他搬进中南海,是为了工作方便,减少从香山到城里路上的往来时间,更主要的还是考虑毛泽东的安全,中南海四周的红泥高墙是天然的屏障。为了说服毛泽东,周恩来只好去请朱德帮忙,一起同毛泽东谈搬迁的问题。他对坐在一边的朱德说:

  “老总啊,主席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忧呵!”

  朱德说:

  “是啊!否则,我们现在就造办公大楼也来不及呀。”

  毛泽东当然也不愿意大兴土木再为党中央新建办公楼房,听朱德如此说,就只好说:

  “这样看来,我还得少数服从多数啊!”

  周恩来比较了中南海的各处房屋,觉得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综合条件比较好一些,就和林伯渠一起腾出来,让毛泽东一家居住。

  中南海始建于金代,历经元、明、清诸朝,作为封建帝王的行宫和御苑,已有800余年的历史。这一庞大的建筑群坐落在北京故宫的西侧,在文津街北海大桥以南,有中海、南海之分,合称中南海。明清时期,中南海与北海统称“三海”,又名太液池,总面积约1500亩,其中水面约700亩。

  在中南海的红墙内,南海北岸的西侧,从西数第一个建筑群叫丰泽园。丰泽园背靠中海,南濒南海,东与勤政殿相连,西为静谷,景色秀丽而幽静。这里是“西苑”的一部分,是清朝皇帝每年春季举行亲耕仪式之前,来此演习农耕的地方。

  丰泽园的正门是一座楠木大门,大门上方横挂着一块棕黑漆底的大匾,上面刻着“丰泽园”3个金色的欧体汉字。横匾上方正中有一块乾隆皇帝的大方印印迹。在丰泽园大院内,又分为一些小的建筑群,如颐年堂、菊香书屋、春藕斋等,每个独立建筑或建筑群都挂有匾额。

  在丰泽园大院内,除了毛泽东一家外,还住有刘少奇、朱德、林伯渠、彭德怀、杨尚昆、陆定一、胡乔木等各家,并住有许多工作人员和战士。而在丰泽园大院之外,在中南海北面的西花厅住着周恩来、邓颖超一家;中南海中部住着李维汉一家。

  毛泽东一家就住在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内。

  挂着“菊香书屋”匾额的地方只是一个过厅,是菊香书屋的前门,站在这里可以看到鱼儿游动的清澈的湖水,穿过这个过厅才是菊香书屋的院落。这是一座明代建筑的、坐北朝南标准古朴的、长方形四合院。进入院内,呈现在眼前的是几株百年松柏,金黄色的琉璃瓦房顶,掩映在绿荫丛中;地面上有南北、东西两条小径,交叉成十字,把院里的草坪自然地变成了田字形。整个院落的布局很严谨,有北屋、南屋和东西厢房。

  北屋5间,成一明两暗的形式,房屋高大,跨度也大,显得非常宽敞。正中挂有“紫云轩”匾额的一间,是个过厅。东侧两间相通,是毛泽东的起居室。西侧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是江青的寝室。不过,江青更多的时间是住在南屋。另一间与西厢房北侧两间相通,是毛泽东的藏书室。穿过北屋的过厅出北门,又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可称为后院,与中海岸边上的马路仅有一墙之隔了。

  东厢房5间,中间是过厅,毛泽东和全家人在这里吃饭。毛泽东的衣服和来宾的衣服也都挂在这里。北侧两间相通,且与过厅相通,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南边两间不通过厅,也不在菊香书屋院内开门,而是把门开在东厢房背后的夹道内,是一个储藏室。

  西厢房5间,正中一间是挂“菊香书屋”的穿堂过道,是从院里外出的通道。北侧两间相通,且与北房的藏书室相通,是毛泽东的书房。南侧两间是江青的会客室,后来改做活动场所,乒乓球室。

  南屋与北屋的结构相同,也是5间。正中是穿堂,南可去南院,北可回菊香书屋院内。南屋东侧两间是江青常住的起居室,靠穿堂一间是卧室,另一间是洗漱室;西侧两间,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曾分别住过。

  南院的东房可以说是一个集体宿舍,后来住着江青的姐姐李云霞,她是照顾李讷的,她的儿子王博文住在里屋。李敏、李讷和刘思齐也曾住在这里。毛岸青、毛远新也曾住在南院。

  叶子龙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住在一个叫含和堂的院子里,和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相连。

  毛泽东的书房,简朴而雅致。木雕屏风和丝绸帷帘显示出一种淡雅的情调。像街灯一样的大吊灯,挂在距沙发10英尺高的地方。房间里放着一套沙发、书架和写字台。罩着台布的书桌上,放着一只茶杯和一只放大镜;书籍横着堆放在一起。大木板床的一边,一条长凳上是很厚的一摞书,另一边是痰盂。窗户外是一小块菜地,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或休息时,常去照料他种的蔬菜。

  在刚整理菊香书屋的时候,书房里的一个大沙发须要搬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于是,李银桥便指挥着几个卫士搬沙发。由于沙发太大,门比较小,李银桥他们几个人试来试去,就是没有办法搬出这道门,只好又将沙发搬回了原处。毛泽东走了进来,他问:

  “怎么没有搬出去?”

  一名卫士说:

  “门太小,出不去。主席,干脆就留在屋里吧?”

  毛泽东看了看卫士,在沙发边来回踱步,时而望望沙发,时而瞥一眼门,终于停住脚步,慢条斯理地问道:

  “有件事我始终想不通。你们说说,是盖起这间房子后搬来沙发呢,还是先摆好沙发,再盖起这所房子?”

  卫士们听毛泽东如此一说,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毛泽东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出去继续散他的步。

  “还愣什么?搬吧。”

  李银桥招呼一声,大家又干了起来。卫士们这一次开动了脑筋,不时变换方式,最后把沙发立起来,先出沙发背,在某一角度及时转弯,终于将沙发搬出了门。

  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时,不时笑着望望卫士们。他一见把沙发搬出了门,便走过去问道:

  “怎么样啊,有什么感想?”

  一名卫士说:

  “没错,是先盖起房子后搬来沙发。”

  毛泽东笑着说:

  “我也受到一个启发,有一点感想。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究认真。”

  一切都整理布置好了,唯有厕所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有的厕所在后园,毛泽东去厕所,要走上很长一段路。来开会的人和来访的客人,上厕所也不方便。卫士们和修缮队的师傅一起研究后,在毛泽东办公室后窗的地方,按卫生间的标准盖了一间平房,又把办公室的墙开了一个口,装上门,与卫生间相通,这就方便多了。毛泽东高兴地问:

  “你们谁想出的这个办法?”

  阎长林说:

  “这是我们和修缮队一块研究的。”

  毛泽东说:

  “这样就方便了,你们费心了,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菊香书屋的房子以前是靠烧地炉子取暖的,因为年久失修,火道都不通了。为了平日里用热水和到冬季取暖,修缮队便在各房间里安装了暖气片,又在靠近毛泽东办公室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修建一个小锅炉房。这一天,阎长林正在行政科领东西,一个卫士慌慌忙忙地来找他,把他拉到屋外,紧张地说:

  “主席发脾气了,哨兵被罚站,正在院子里站着呢。”

  阎长林一听就说:

  “我回去看看。”

  “现在你先不要回去,如果你回去了,你也要被罚站的。”

  “我不能不回去,罚站也得回去。”

  阎长林回到菊香书屋,见值班哨兵果然直挺挺地在院子里立正站着。他一问才知道,毛泽东工作了一个通宵,刚刚回到卧室里去休息。哨兵立即让修锅炉的工人们停工,可一个工人说:“马上就完了,马上就完了。”说罢,还继续干他们的活。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不小心将一个水管砸在了洗澡盆上,“当啷”一声,把毛泽东惊醒了。毛泽东穿着睡衣走到院子里,怒气冲冲地对哨兵说:

  “你知道我睡觉了,你们还用这么大的声音把我惊醒,你给我立正站着!”

  哨兵见毛泽东发脾气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只好立正站着。毛泽东见他这样,又说:

  “好吧,你就在这里站着,等我起床以后你才能走。”

  他回到屋里,往外看了看,见哨兵还在院子里站着,就改口说:

  “你不要站着了,回去吧。你要写检讨,为什么知道我睡觉了,还弄这么大的声音?”

  阎长林赶紧走到哨兵跟前,说:

  “走吧,再站着主席又该生气了。”

  他带走哨兵后,向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副处长王敬先做了汇报,又召集警卫班开了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毛泽东起床了,他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笑了笑说:

  “让我休息好了,我也就没有意见了。你向大家解释一下,工作中有缺点,改了就好,不要记在心里,不要影响工作。”

  后来,小锅炉建好了,毛泽东洗澡很方便,他对卫士们说:

  “以前我每次擦澡,都是你们用脸盆端水,擦完澡,还得请你们帮我把水一盆一盆端出去倒掉,真是麻烦你们了。现在可好了,已经是自动化了。”

  毛泽东从卧室到办公室,必须经过院子中心。阎长林提议说:

  “晴天倒挺好,走几步路还可以活动活动,一到刮风下雨,行走就很不方便了。将来到了冬季,冰冻路滑也得从这里经过,如果搞一个走廊是最好不过了,既方便又安全。”

  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没有必要。花好多钱搞个走廊,就与艰苦奋斗的作风不相符了。”

  丰泽园的大门和外面门柱上的油漆都脱落了不少,有的柱角连里面的麻皮都漏出来了,工人们搭好脚手架,正准备重新油漆。毛泽东看见了,他说:

  “告诉行政部门,这里不需要刷油漆,过几年再修理吧。我住的地方不要和公共场所一样花那么多钱,搞那么漂亮。”

  就这样,菊香书屋基本上成了毛泽东后半生的寓所。菊香书屋尽管布局严谨,却也有两大不便:一是由于院内松柏的阴影,加上古建筑的飞檐,使得毛泽东的寝室和办公室内的光线很暗,一到秋末、冬季、春季,即使在白天,也须借助灯光照明;二是毛泽东外出开会乘车或接待特殊客人,都必须步行到丰泽园门外,或走出紫云轩东侧夹道北头的便门。尽管如此,毛泽东却一直喜欢这所典型的居民大院式房屋,不愿有任何改动。

  9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怀仁堂曾是慈禧太后的寝宫,被称作仪銮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这里成了联军统帅瓦德西的统帅部。宣统皇帝退位后,袁世凯也在这里办公,在这里做过皇帝梦。他死后,灵堂也设在这里。人民解放军入城后,延安俱乐部主任钟灵受命和美术家张仃一起,将怀仁堂重新设计装饰一新。

  怀仁堂主席台正中的墙上,悬挂着两位伟人的画像,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毛泽东。两边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以及特邀人士共662人。其中有毛泽东的老校长符定一和老师黎锦熙。每个代表胸前都戴着红缎子条条,上面印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12个金色小字。

  人民政协代表的广泛性,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具有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会议开幕前,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了全体代表。他与茅以升等科学家亲切握手时说:

  “你们都是科学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很重要,我们要建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这是茅以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晚,他就将毛泽东这句话写进了日记里。

  晚7时整,大会主席团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出席会议的单位、代表人数和大会日程。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政协筹委会主任、大会主席毛泽东,胸前别着一枚刚刚赶制出来的代表徽章,面带微笑,从主席台正中的座位上站起来,庄严宣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

  全体代表起立,乐队奏响《人民解放军进行曲》,54响礼炮在场外轰鸣,代表们热烈鼓掌长达5分钟之久。

  毛泽东满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用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以沉稳、缓慢的语调致词,他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100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地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毛泽东简短的讲话,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接下来,刘少奇和特邀代表宋庆龄、民革代表何香凝、民盟代表张澜、解放军代表高岗及陈毅、民建代表黄炎培、中华总工会代表李立三、新疆代表赛福鼎、特邀代表张治中及程潜、华侨代表司徒美堂,分别发表了演讲。

  司徒美堂在演讲中说:

  “现在我们大家来共同协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大计,这真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件大喜事。我代表美洲华侨回国出席这个会议,飞越半个地球来到北平,用最热烈的心情,向大会祝贺。”

  陈明仁也在会议上发了言,他说:

  “我起义了,这既是对白崇禧实行兵谏,也是我对蒋介石的大义灭亲……我记得我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我是革命的,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什么时候不革命,你们应该打倒我。’我现在发现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并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黄埔同学乃至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打倒他的。他是我们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应该去怨恨他自己。”

  陈明仁的话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接见了陈明仁,亲切地对他说:

  “你顺利地过了战争关,过来了就是好的。你今后打算干什么?是从政?还是从军?从政,就打算给你拨一笔特别费,由你全权开支。”

  “报告主席,我是一个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量。”陈明仁沉思片刻,继续说:“不过,我那个部队还叫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据官兵反映,老百姓见了这个符号,就当是国民党的兵,大家感到不光彩,还是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吧!”

  “那好,你还是去带兵吧。我们拟把你的1兵团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当然,今后困难还会很多,要有思想准备。”毛泽东递给陈明仁一支香烟,自己也点燃了一支,又问道:“你有什么条件吗?只管说罢!”

  “报告主席,我现在真正地服了共产党,我一点条件也没有。”

  “哎呀,人家有条件的,我倒好办,你这个没有条件的,我倒不好办呀!这样吧,从今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也有饭吃,共产党的军队有衣穿,你也有衣穿。一视同仁,绝不会有半点亏待你的地方。”

  陈明仁回去后,越想越不对劲:“毛主席让我提条件,我怎么说一个条件也没有呢?”于是,他就又去找毛泽东,提出了很多条件,他要求打仗,要求让他参加作战立功。毛泽东笑着对陈明仁说:

  “子良将军,你的志愿是好的,但目前部队未整训,马上去前线,逃兵必多。作了初步整训之后,如有作战机会,上前线打几仗是好的。”

  9月21日晚,毛泽东给张治中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文白先生:

  迪化方面复先生两电,今附上。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之弟)已由伊宁于15日至迪化与陶、鲍见了面,谈得还好。关于周、黄两军,自向甘凉肃退后,现在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图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领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彬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敬问日安!

  毛泽东

  9月22日,张治中遵照毛泽东信中的嘱托,致电陶峙岳、包尔汉说:

  “9月17日两电均悉。兄等态度正确,措置适当,至为欣慰。毛主席阅电亦表嘉许。至于我何时去迪化,当秉承毛主席的意旨,决定行期后再行电告。”

  9月22日下午3时许,值班卫士王振海通知刚刚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王鹤滨说:

  “毛主席叫你到他那里去。”

  王鹤滨随着王振海来到菊香书屋,踏上北屋的台阶,见双开门的门框上方有一块木匾,上面镌刻着3个大字:“紫云轩”。进了大门,王振海把王鹤滨带到东侧的门里,便退了出去。

  这里是毛泽东的起居室,毛泽东穿着一件用毛巾布做的旧睡衣,向右侧卧在床上,手持着线装书,正在阅读。室内的光线不足,屋顶上的灯和床头桌上的灯都亮着。毛泽东见王鹤滨进来,立即将书放在床东侧的书堆上,移动了一下躯体,面对着王鹤滨斜靠在床头上,以手示意王鹤滨坐在床边西侧的一把靠背椅子上。他伸手从床头桌上拿起了烟嘴,插上一支香烟,点燃后,用手晃灭了火柴棒,放入茶色玻璃烟灰缸内,很有滋味地吸了一口烟,微笑着说:

  “王医生,目前我这里的事情不多,有时间你还要多照顾一下其他几位书记。”

  说完又把烟嘴插入嘴里吸着。王鹤滨以前虽然已经和毛泽东见了3次面,但他和毛泽东单独相处,这还是平生第一次,难免有些拘谨。毛泽东见他全神贯注地听着,没有什么反应,一副又拘束又认真的样子,就忍不住想笑,于是便提高了声调,粗犷而又嬉戏地说:

  “王医生,你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

  这句话一出口,连他自己也失声咯咯咯地笑了,笑得连双肩和颈部也抖了起来。王鹤滨这位出身于农村的孩子,什么粗话、脏话、骂人的话没有听过,没有说过?可如今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俗语,竟然从毛泽东的口中说出,他听了不由得先是一愣,继而明白了毛泽东是故意用这些直率的乡野式的语言和自己交谈,用以活跃气氛,于是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就是毛泽东特有的“速成”亲切法。

  这一天,奉调广州任副市长的原长春市委书记朱光,借南下途径北平之际,来看望老首长朱德。他正与朱德在庭中散步,住在不远处的毛泽东信步走来。毛泽东一见朱光,不觉一怔,未等朱德开口,就似笑非笑地指着朱光问道:

  “你,你是哪一个?”

  朱光马上进入戏剧角色,拉长声调说:

  “我——朱光是也!”

  “好你个朱光,你还认得我吗?”

  “哪个不识你——中外皆知的伟大人物!”

  “那么,你为何看总司令而不看我?”

  “因为我和总司令同宗、同姓,同一宗派山头。”

  朱光这话虽是戏言,却也有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太行抗日前线担任过朱德的秘书兼第18集团军总部秘书长,与朱德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只听毛泽东说道:

  “你既然把我划为外人,难道你不怕我见外,把你忘记吗?”

  朱光答道:

  “你忘不了我朱光!”

  “为何忘不了?”

  “因为我还没有给你演出《奥赛罗》呢。”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道:

  “是的,我还要领教你的表演提高我的书法嘛!”

  朱光应邀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兴致勃勃地浏览着书架上那琳琅满目的藏书。毛泽东看他的神情,便开玩笑说:

  “你这个朱光,还想夺走哪几本书呢?”

  朱光连忙赔笑说:

  “岂敢,岂敢。我不要你的书,只要你的墨宝。”

  二人又谈起12年前那“夺书事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一时高兴,挥毫书写了一幅草书《七律·长征》,并书:“附赠征人”,送给朱光。朱光也乘兴抒情,书写了一首诗:

  四载风云塞北行,肩钜跋涉愧才成。如今身是南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

  落款处署的是:“朱光于1949年建国前夕古都中南海书法家之府”。

  毛泽东看罢,提笔将他那落款中的“法”改为“癖”,将“府”改为“家”。朱光见了不以为然,他说:

  “主席,何必如此,过不了几日,你就是一国之主了。我尚且故隐其讳,否则,我不该写‘主席府’了吗?”

  “你这个朱光上皇,你要给我加封加冕而称为王霸吗?朱光,我们出身草莽,不可忘本!明天也罢,明年也罢,千万代也罢,你我始终如一,要祸福与共,甘苦共尝,同称同志,同叫背枪的,当兵的。多少年,我们当兵的来无踪,去无影,行无定所。时至今日,我们人民,我们党胜利了,这才有了‘家’。我指的不是什么书法家之类的‘家’,或者是这个‘家’,那个‘家’;也不是说以‘府’称‘家’的‘家’;而是人民的‘家’,党的‘家’。人生一世,保全一‘家’,足矣,足矣!”

  毛泽东说罢,提笔又为即将南行的战友写下了一幅赠言:

  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朱光同志

  毛泽东

  朱光听了毛泽东的话,看着这幅赠言,不禁为之动容。

  9月23日,毛泽东复电给新疆省主席包尔汉、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他写道:

  包主席、陶将军:

  申皓电悉,极感盛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及贵总司令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特此布覆,敬颂勋祺。

  毛泽东 申梗

  9月23日下午,毛泽东和朱德准备在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有关起义人员。在圈定被邀请人员名单时,毛泽东说:

  “这次邀请的虽然都是有功的主要起义将领,但不要忘了我一师的那个小同学程星龄,他在促进程潜、陈明仁起义中是有重要贡献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朱德在中南海请了五六桌客,被邀请者大多是军方代表。在宴会开始前,张治中对毛泽东说:

  “有一件事我想请问你,不过你如不便公开使人知道你的意见,我当保守秘密。”

  毛泽东说:

  “你说吧。”

  张治中问: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同意哪一个国旗图案?”

  毛泽东说:

  “我同意五颗星一条黄河的图案。你觉得如何?”

  张治中激动地说:

  “我反对这个图案。红色的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因为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人们很容易认为是分裂了国家。再说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想到是一根棍子。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孙猴子的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一根金箍棒干吗?不如用一幅五星红旗。”

  毛泽东听了张治中的一番议论,沉吟道:

  “哦,这倒的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五颗星一条黄河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9月23日夜,毛泽东就沈雁冰请他为《人民文学》书写刊名并题词一事,给沈雁冰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沈雁冰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后,展读之余,又打开随信附来的一张宣纸,只见上面写的是: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毛泽东

  9月24日,沈雁冰拿着毛泽东的题词来找周扬,高兴地对周扬说:

  “主席这个题词,语重心长,我们的担子可不轻呵!”

  9月25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的统治。通电全文如下:

  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诸代表钧鉴:

  我驻新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治中将军之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转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8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

  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

  副总司令兼整编42师师长赵锡光

  整编骑1师师长韩有文

  整编78师师长莫我若

  旅长钟祖荫 李祖唐 田子梅 韩荣福

  郭全梁 朱鳴刚 罗汝正 刘抡才

  杨廷英 马平林  同叩

  张治中从毛泽东那里看到了这一电文非常高兴,他又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新疆概要的问题》,送给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新疆民族自治、改组政府、改编军队、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9月25日晚,按照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议程,就要通过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了。毛泽东、周恩来约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召开座谈会,协商国旗、国徽、国歌问题。

  毛泽东在座谈会上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五星红旗,多了个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横杠代表黄河。毛泽东介绍了张治中对五颗星一条黄河旗的意见,然后说:

  “我知道反对这黄河的在大会里恐怕只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座的不反对这面国旗的,恐怕有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总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体一致通过的才好,大家再想一想。”

  《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中的38幅图案环列在会场,代表们默默思量着最理想的方案。田汉端详着由上海普通市民曾联松设计的第32号图案,对毛泽东说:

  “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只是上面的镰刀斧头是否必要?”

  毛泽东说:

  “不错,镰刀斧头可以去掉。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着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划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德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我看这个五星红旗好。”

  与会者将图案逐一传阅后,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议定以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在大家讨论对5颗星的书面解释时,有人说,中间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颗环绕的小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几位代表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说,4颗小星代表4个阶级,恐怕不妥。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国旗不是又要改了吗?毛泽东敏捷地说:

  “那我们把说明改一改好不好?不说4颗小星代表4个阶级。这个图案表现我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国旗方案就这样定下来了。后来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曾经先后在1950年和建国30周年,非常荣幸地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亲眼目睹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冉冉升起。

  座谈会接下来讨论国歌问题,会议一时冷了场。的确,国歌既要有庄严性,又要有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时代的精神面貌,一时还真不容易寻找这种适合多方面要求的词曲。著名画家徐悲鸿见大家都不说话,就提议说:

  “苏联在成立之初,曾以《国际歌》代国歌,我们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马叙伦也主张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周恩来说:

  “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

  “我记得我在美国时,听见有美国青年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这说明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就选这支歌吧。”

  刚从美国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说: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另外,在国际间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我在美国同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时,他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合还是朋友间都唱。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按一个歌曲本身讲,好坏不靠几位音乐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去下判断。《义勇军进行曲》按它本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希望能用聂耳的歌谱,歌词另拟。”

  有的委员也说:

  “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

  还有人说:

  “歌曲子是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后关头’,不妥。最好词修改一下。”

  周恩来主张用原来的歌词,他说:

  “这样才能鼓动感情。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

  毛泽东说:

  “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要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

  他的结论一出,全场鼓掌,表示赞同。毛泽东高兴地和大家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在这一曲激荡人心的代国歌声中结束了座谈会。

  9月26日凌晨3点,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章伯钧、张元济、周善培、李书城、柳亚子、张学思、杨拯民、罗隆基、李锡九、李烛尘……等人(名单应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须逐一通知他们写讲稿,否则明天来不及讲了,请注意及时组织此事。”

  接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西北局,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德怀同志,并告西北局:

  25日电悉。

  一、陶峙岳派曾震五来兰谈判是试探性的,你们应对曾震五做工作,争取他站在我们方面,而不着重谈判新疆问题的具体解决方面,因在我军入新以前谈不到具体解决。

  二、曾震五今冬不要进军的意见,你们也不要驳他,即不要表示今冬一定进军。但在实际上,你们应确切地于11月1日或10月以前准备完毕(皮衣、皮帽、毡鞋、水壶、汽车、汽油、粮食、现洋、钞票等等及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和干部准备),以便在11月上旬或中旬实行进军。主力准备车运及步行,一部准备空运。我们除为你们准备400辆汽车及皮衣、现洋、钞票等事而外,正在为你们交涉30架至50架运输机。

  三、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国民党军队及党政大概有七八万人,号称10万人),并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等为我们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张治中可待11月我军开始前进时,来兰州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会(已与贺谈过,就边区政府基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彭为主任,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任),然后和彭一道入新。

  四、新疆的统帅机构应是新疆军政委员会,彭兼主任,王震、张治中、包尔汉为副主任。省政府改组,包尔汉应仍为主席。委员应是汉人占少数,维族及其他族占多数(现在包尔汉省政府是汉人10名,维族等15名,我们入新不要变更这个比例)。这一基本方针已取得包尔汉及迪化友人方面的同意,请你们加以注意。

  五、甘青可以不成立军政委员会。陕甘青3省府的人选可以照你们所拟办理,即陕省府以马明方为主席,甘省府以邓宝珊为主席,王世泰为副主席,青省府以赵寿山为主席。

  六、入川军事,待邓小平到平谈妥后再告。

  毛泽东 9月26日

  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包尔汉和刘孟纯、屈武等率新疆省政府及所属单位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迪化。

  9月26日上午11时,周恩来、林伯渠联名邀请了二三十位年逾7旬的辛亥革命以来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请柬上注明有要事相商,务请出席。

  此前,以周恩来为组长的第3小组,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考虑到应照顾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后面加注了“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由此,在国名问题上又引发了新一轮争论。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等代表,在全体会议上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提议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草案中“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之。提案最后说:“在我们将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难道还要对已经走上死亡的旧中华民国再喊‘万岁’吗?”马叙伦等人的提案一出,各位代表围绕着提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各种意见。

  周恩来作为东道主之一,在午宴上开宗明义地说:

  “今天请来赴宴的,除三几个人以外,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言。各位在讨论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

  “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习惯于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会议3年一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何香凝说:

  “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他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接着发言的是在辛亥革命后归隐了38年、平生不写民国国号的清末进士周善培(字致祥),他说:

  “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他没什么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发言说:

  “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最近22年来,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

  司徒美堂越说越激动:

  “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3年以后再改?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全体在座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也顾不上满桌的丰盛菜肴了,纷纷发言。人口学家马寅初说:

  “中华民国这个简称,实在是不伦不类,不像话的。”

  教育学家车向忱说:

  “至于人民一时不能接受的问题,只是宣传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个革命的政权的性质,万万不能因噎废食。何况,老百姓是不是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中国民主同盟会主席、法学家沈钧儒说:

  “有些群众还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协会议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它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

  陈嘉庚也说:

  “大家对中华民国绝无好感。当然,落后的人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周恩来最后说:

  “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后,送主席团常委参考,由主席团作出最后决定。”

  就这样,大家畅所欲言,边吃边谈,午餐用完了,意见也基本趋向一致。

  欲知座谈会上众人的意见能否被主席团常委接受,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政协会议对于国旗、国歌、国名3个问题的讨论发言,很值得认真一读。关于国名,毛泽东早有考虑,在1948年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就已经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但新中国的国名毕竟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情,应该博采众议。因此,不但在会议上让代表们充分讨论,而且又让周恩来召集几十个年逾七旬的老人征求意见,这正是毛泽东一贯的民主作风。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代表们的发言中看出人心的相背。特别是司徒美堂的那些话,谓之“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一点也不假。不信,你再读一遍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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